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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城市是城市经营发展的新

      发布时间:2018-01-05 17:07

      】智慧城市,城镇化的重要命题。社会性是人类的本性,追本溯源,人类城市的出现,就是为了满足人性的需要。

      有证据证明的人类最早城市,是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那个时代还是刀耕火种的新石器时代,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族群聚集而形成的城邦,满足了人类对生存、安全、物资交换的基本需要。安全不仅包括生命的安全,还包括精神层面的安全,比如宗教。如果去欧洲,不管城市多小,城市的中心一定有教堂。中国历史上也是这样,各种早期文化,都有浓重的宗教和祭祀烙印。

      普遍认为农业发展推动了城市的建立,但考古研究表明,这个普遍认识并不正确,农业技术的进步起源于城市而非农村,越是靠近发达城市的农业,其生产力水平越高。城市的发展催生了工业,工业反过来创造了人类聚集的可能:一方面,它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释放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它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提升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推动了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令越来越多的人改善了生活,满足了人性追求舒适、幸福、自由、交流的内心需要。毫不夸张地说,工业文明才真正带来了人类的城市文明。

      当然,人群的聚集有好的一面,也自然存在硬币的另一面,比如瘟疫对人类的杀伤力随着聚集越发可怕,即便今天医疗如此发达,西部非洲的埃博拉疫情,仍令全球高度紧张。再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污染、拥堵、生活的高节奏这些都成为城市反人性的一个侧面。

      人类掌握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人群聚集的规模。农耕时代,受制于生产力水平,数十万人的聚集,就可以称之为全球最大的城邦,历史可寻的最大城市,也仅仅是刚刚超过百万人口,而且是昙花一现,比如《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繁荣的洛阳。

      工业文明的时代,是人类掌握自然科学的爆发期,人类对物质的认识进入了原子时代,实现了能源,电力逐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元素。能源和动力,推动了城市立体发展,为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创造了基础,而工业推动了人类分工的细化和产业的规模化,成为吸纳劳动力的源泉,百万人口的城市,逐步成为常态,而千万人口的城市也不断涌现。上世纪中叶纽约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代表了工业时代城市的辉煌成就。

      20世纪公认最伟大的发明是计算机,比特时代,就此展开。比特可以说是人类早期工业文明之后,对人类文明贡献价值最大的要素。如果说基于原子的工业是对人类改造世界的体能延伸的话,那么比特的就是对人类智慧的延伸。

      之所以这样说是源自于比特对于原子完全迥异的特性。原子是物质的最小单位,比特则是信息的最小单位。原子有质量,却无法分享。通俗来说就是一个物体,你有了,我就无法占有它。但是比特不同,它没有质量,你拥有这个比特,我也可以拥有,拥有的人越多,比特的价值才越大,人类的才智发挥的价值就越大。

      早期比特承载的信息,是科学计算的结果,信息的价值有限。7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的大量商用,比特成为商业流程的载体,比特的价值逐步释放出来,成为今天信息社会的基石。

      今天,随着芯片制造能力的巨大进步,人们具备了移动计算的能力,我们今天手里的一部小小手机的计算能力就堪比上世纪90年代的超级计算机!而我们的信息交换的网络也实现了巨大飞跃,移动互联网正在改变每一个人的城市生存方式,这使得我们的周围,堆积了越来越多的比特。有专家指出,从2010年开始,每一年所产生的数据,超过之前人类所有数据的总和,人类和人类城市在这一刻,迈进了信息时代。信息时代的城市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什么?它实质上就是人类城市活动的信息,汇集成为一个城市在信息空间的一个映像,今天的城市,实际上由两个部分构成,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城市物理空间和信息世界的互动,为城市的变革创造了新的动力。并由此诞生了一个新的概念:CPS(信息物理系统)。用虚拟信息空间来影响、改造和驱动物理城市,就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既是目标,也是一个过程。

      1978年,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期的德国9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中国只19%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因此,面对今天智慧城市的需求,西方城市的目的和诉求与中国有着很大的不同。对于西方来说,城镇化和工业化早已实现,如何再次释放城市的活力,是智慧城市研究和实践的关键。但对中国来说,正在经历今天全球化这个环境下的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城镇化,四重叠加的历史变革。从战略角度来看,中国如果抓住这个新四化的历史机遇,我们就能拥有后发优势,借鉴西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经验,少走弯路,快步直达,实现两个百年梦想。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要实现的智慧城市建设,要比西方国家有更多的复杂性,更多的差异点,更多的阶段性。

      2014年以来,对于中国当前阶段,智慧城市要做什么,经过几年的试点和实践,从中央到地方都已经形成基本共识,那就是以改善民生为核心,以民生服务为抓手,并以国务院的名义正式下发。作为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的探索者,我们在这一过程中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对此我深感欣慰。

      毫无疑问,人类终将生活在城市。智慧城市为每个生活在城市的人,带来了更加公平公正的环境、更多的参与机会,带来了幸福和繁荣。我们也一直在努力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让每个公民能够积极参与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为自己营造美好的智慧家园。

      这些日子有不少城市公共管理的新闻:不少大城市、特大城市,不但越发不够“智慧”,还显得非常笨拙和无能:上海外滩一次小小的新年秀就造成了严重的踩踏事故。郑州市因此不得不取消歌手林俊杰、陈楚生的商业演唱会。湖南取消了汪峰演唱会。上海市取消了举办十几年的豫园灯会。还有海口举办的马拉松赛,造成城市严重拥堵,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在公共集会可能造成的人员拥挤、灾难隐患、交通瘫痪面前,城市管理者不是仓促上阵,手足无措,就是手忙脚乱,临阵惊慌,甚至形成局面失控,给公众造成了灾难。城市成为“风险集中营”,成为外在光鲜、不堪一击的脆弱的生存空间,让幸福和安全效能萎缩很多!不妨用“智慧城市”积极化解。

      所谓智慧城市,是说我们生存的城市空间,仅仅具备现代化设施和高楼大厦是不够的,还应该具备温文尔雅的城市气质、充满智慧的管理思想,让城市在风险应对、危机应对中,从容淡定,化险为夷,急中有智,将“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有机结合,“开展智慧产业、智慧工业、法治政府、智慧养老和公共安全的智慧治理领域的推动工作”,让幸福和智慧得到的释放,“畅享城市智慧新生活”。

      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规模的扩张,以及自然性的减弱,风险已成为必然,管理者更应该登高望远,将现代化、信息化、风险预警意识纳入常态,借助于云技术、大数据、互联网思维,让城市“聪明”起来。

      智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要学习和借鉴。第一,城市管理者应淡化物本意识,强化人本意识,将城市和“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而不能舍本逐末:过分注重外在辉煌,而形成了内在空虚和空洞。

      第二,应该借鉴国际化的城市管理经验,注重城市面貌现代化,也要多强化智能化和风险管理意识,将风险管理纳入管理常态,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公共安全意识、风险应对意识。比如香港、纽约等大城市做得就非常好:港府会对民众给予必要的风险告知和人群疏散培训演练;搞大型活动时,警方会进行人流量评估,执行必要的限流措施,并划定责任田让每片区域都有专人维护,还有医疗人员配备及民安队支援等等。纽约时报广场上的水晶球降落仪式,是最引人注目的新年传统活动,早早开始就实行交通管制,下午5点开始时代广场附近地铁口就封闭了;进入时代广场各个路口都有控制进出人流量;时代广场区域人群用护栏分块隔离等。这种管理思维不是可有可无的,已成为城市智慧和现代化的必然。

      第三,树立大管理、大数据意识,善于利用并驾驭云数据等,多一些“心中有数、众智成城”、“新常态的城市治理”、“利用信息技术推动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等,提升管理效能。如此,城市在各种危机和大型集会面前的低能化、无能化的态势,就有望得到改善。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推动。智慧城市是信息社会城市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是我国城市政府发挥后发优势、进入信息文明前沿阵地的战略机遇。智慧城市概念自提出以后,迅速得到业界和各级政府的响应,围绕智慧城市的各种概念定义和解决方案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然而,由于智慧城市概念内涵和外延尚未理清,加之技术思维的狭隘和商业利益的诱导,智慧城市在实践过程中鱼龙混杂,成了各种新技术和新应用随意堆砌的试验场。一些地方政府以有形之手将智慧城市规划成为若干庞大的项目群,充满了浓烈的凯恩斯主义味道。这种通过政府大规模投资或社会融资进行基础设施以及各种应用项目建设的模式,好比植树造林,高价移植来的智慧之树种下,却因高昂的维护成本而难以为继,结果智慧之树逐渐凋零,留下的只是消耗极大资源却承载极少应用的信息水泥.因此,树立正确的智慧城市发展观是我们亟须破解的难题。

      当前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三大趋势: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和全球城市化。在网络信息时代,世界日趋扁平化,即便是偏远的中小城镇也可以与一线发达城市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物质和能源是主要资源,所从事的是大规模的物质生产。而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以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为目的的信息经济活动迅速扩大,信息经济、知识经济逐渐成为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

      智慧城市关注的不是数字化程度,而是信息繁荣程度,以及信息富有社会与信息贫乏社会问题。正确的智慧城市发展观旨在营造城市信息繁荣,通过产业互联网化推动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发展,营造以信息人为核心的信息生态之城,而不是项目围城,也无须大规模投融资和举债建设。智慧城市是信息时代下城市经营的新思维,是以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营造宜商宜居、安居乐业的新型信息生态环境。智慧城市是以城市为单元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牵引动力,是地方政府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的发展战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作用由基础性改为决定性.互联网经济显着特点是高度的市场性,互联网时代的竞争平台已经被推平,使人与人之间、城市与城市的竞争环境变得公平,彼此间的机会也都渐渐变得越来越均等。

      目前,我国很多城市政府依然直接掌握大量资源,在城市经济活动中到处都能感受到政府力量。城市政府需要负面清单思维,约束权力,建立和完善更公平、自由、开放的市场环境,给创新留下空间。当今的信息社会,恰当的政府超前引领有助于城市在群雄竞逐的战国时代快速崛起,形成富有特色的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已成为城市竞争力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手段,城市政府超前引领重在强调政府中观视野和事前调节,依靠市场机制,辅以各种政策和措施,营造城市的安全可信赖和信息繁荣环境,使城市在区域竞争中赢得时间差,抓住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动权。

      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中小城市发展机会不均等、服务业发展滞后等方面。如何摆脱内需不足、投资拉动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如何推动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如何贯彻和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我们以新国家战略为指引,以信息生态学为基础,以产业互联网化为手段,理清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作用关系,探索性提出基于面向新型城镇化的智慧城市三层理论框架及相应实践对策。

      第一层是构筑信息社会的网络基石,包括3G/4G无线覆盖、移动互联网、公共云服务平台等,这些要素主要是由运营商及专业级服务商提供,以市场机制为主,政府引领为辅,营造(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基础环境。以云计算为例,据了解,国内不少城市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中,云计算平台成为标配。过去几年各地政府大兴云计算中心建设,投资动辄四五百亿元,但这些政府主导建设的云平台,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清晰的盈利前景。

      相比之下,2014年双十一,阿里云聚石塔订单创建能力最高达到每秒钟8万笔,支付宝的支付峰值突破每分钟285万笔,阿里云规模效应开始展现,年内又连续六次降价,对目前生存艰难的地方性云平台带来致命一击。与此同时,电信运营商掌握网络接入层面的资源,也可以将这些数据中心的计算资源打包成云计算服务提供给最终用户。因此,在自由、开放、共享的互联网时代,世界是平的,地方政府需要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思维,审视自建各种信息基础设施的必要性和可能风险。

      第二层是营造城市安全可信赖和便捷服务体验的安居环境与公共服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政府主要职能是保护社会安全,尽可能保护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建设和维护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随着我国城市化率超过50%,各种突发事件和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突发事件频发的城市,政府能够专心发展经济,一个没有安全信任感的城市,能够形成产业和人才的聚集。城市政府需要突破传统大投入、大平台、低效能的应急平台建设误区,致力于应急体系与应急能力现代化。

      当前我国城市电子政务窗口作用和服务领导意识大于服务民众意识,相比,新加坡电子政府体现出了公民和企业导向以及以生活周期为基础的整合服务理念,公民通过门户网站,能够无障碍地获取电子服务。我国城市政府应借鉴新加坡电子政府理念和经验,开展以需求为导向的用户服务,为企业、市民提供单一窗口、一站式、全天候的在线政府服务,打造富有竞争力的公共服务便捷体验。

      第三层是以产业互联网化和消费互联网化为抓手,推动城市的信息繁荣,营造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很多三四线城市受到地域限制,信息闭塞,缺乏良好的销售渠道,好的产品出不来,甚至不被了解。产业互联网化可以推动生产、交易、流通和融资更高效,通过产业互联网化让本地化的工业和农业产品走出去,依托第三方电商平台拓宽产品交易市场,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消费者知道这些好的产品,甚至为偏远地区的优质产品提供多样化的销售渠道。而消费互联网化可以推动衣、食、住、行、用更方便快捷,针对三四线城市生活服务欠发达的现状,将国内主流的现代信息服务商请进来,与本地服务业对接,围绕商旅人士和本地居民的衣食住行、医疗健康、终身教育、就业工作、沟通交流、休闲娱乐等方面,提供高效安全、便捷舒适、人性化、个性化的服务,打造富有特色的现代信息服务业。

      至美的智慧城市必然是信息时代下的安居乐业之城,也只有繁荣的信息生态和安全便捷体验的生活环境,才能留住本地人才,吸引外来人才,不断孕育丰富多彩的创业奇迹。我国的城市政府需要把握信息时代机遇,树立正确的智慧城市发展观,勾勒适合本地特点的智慧城市蓝图,以新型智慧城市为抓手,破解我国城镇化发展难题,增强城市内生动力、经济力和竞争力,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规划师唐凯表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有400多个城市宣布建设智慧城市,智慧城市的建设已经从概念走向落地,从试点走向普及。

      智慧城市建设可能是帮助解决很多结构性问题的手段。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近日表示,建设智慧城市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取决于怎么去做。在这一过程中要避免政府过多投入,更多的是实现与市场的结合。当然政府需要发挥作用,要发挥规划、引导的作用,提供基础设施。但建设智慧城市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让企业和市场发挥作用。他说。

      而要让企业和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推动金融改革。黄益平认为,现在金融体系不利于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也不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因此要通过改革金融体系,包括像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利率市场化等,来帮助推动企业的创新和升级。

      黄益平分析说,建设智慧城市对金融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核心问题是要改变我们的金融体系,因为创新需要技术性的因素,要有很好的金融体系来支持和推动这样的创新,尤其是对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融资渠道、融资中介的改变,从而为中小企业、对能够创新的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黄益平说。

      黄益平指出,经过30多年的金融改革,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金融体系。从体系和规模来说,我们的金融已经非常发达。这一体系在支持制造业发展的过程中非常有效,但现在碰到了很多问题。

      过去的金融体系对于支持制造业的发展行之有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体系同样能有效地支持以发展创新为核心的智慧城市建设,所以金融改革变得至关重要。黄益平说。

      他分析说,当前我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有三个很重要的特征。第一,金融体系还是以银行为主。第二,金融市场的运作当中政府的干预多,对利率、汇率、资本流动都有管制,政府还控股了大量金融机构,所以政府对金融体系本身的运作具有强大的干预功能,由此造成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是,在很多金融服务上形成了双轨制,只有一部分机构、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个人可以得到非常好的金融服务,大企业、国有企业、银行借钱相对比较容易,而且它的融资成本相对比较低。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一些低收入个人,融不到资,融资成本非常高。这样的扭曲在短期内对部分企业的经济活动是有支持的,但是对于长期来说,对于总体资金配置效益非常不利。黄益平说。

      第三,很多金融活动和金融决策的后果都由政府兜底。虽然这在短时间内支持了金融稳定,但是长期的后果就是很多金融风险最后都可能转化成为政府的债务负担。

      这些特点将会对智慧城市的建设形成遏制。没有一个经济的创新活动主要是靠银行融资支持的。显而易见,银行贷出去的钱都是要考虑风险的,银行不会把钱投给中小企业,投给创新企业,创新企业需要特殊的融资渠道。这是为什么我觉得下一步要建设智慧城市,就要求较快地推进金融改革。黄益平说。

      他认为金融改革内容应该包括,放开准入,允许有更多的中小金融机构,包括直接融资的机构,到市场上来提供资金,或者是到市场融资;利率要市场化,因为现在的利率管制在极大程度上歧视了中小企业,其实也恰恰是歧视了那些可能会从事创新的机构;要逐步地放开资本项目的管制。

      智慧城市建设还涉及两个很重要的问题:政府发挥什么作用?政府与市场、企业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政府要在智慧城市建设当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应该像过去那样成为一个建设的主体,我觉得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更多的是规划、引导和协调。具体的工作应该由企业来做。黄益平说。

      通常而言,政府需要做两件事情:一是维持市场规则和秩序,二是提供基本的基础设施。我觉得在建设智慧城市时,政府要做的也是这两个事情。任何一个新的城市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有效规划和有效协调,但政府不要包办事情。

      他进一步解释说,智慧城市的建设从核心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创新是一个需要大量试错的过程;创新很少是由政府规划出来的,凡是创新很发达的地方,一般都是自发的。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有一大批企业、一大批个人在做各种尝试。它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其实你一开始不知道谁会成功。

      但是如果有大量的人在试验,必定有人会成功。黄益平说。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黄益平担心的一个问题是这会不会造成新一轮地方财政或地方投资的扩张,从而酿成新的财政风险。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不能替代企业或者替代市场来从事智慧城市的建设。(原标题:智慧城市是城市经营发展的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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